“从高校老师，到深创投总裁，再到创立东方富海，投资人陈玮的故事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
35岁那年，留学归来的陈玮孤身一人南下深圳，在各种机缘巧合下进入了创投行业。从深创投到东方富海，在过去接近二十年的投资生涯中，陈玮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创投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本土创投的拓荒者之一。
回顾过去浮沉19载，面对创投业的寒冬，陈玮表示，自己对这个行业仍然充满信心。“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就是经济梦，经济梦依托于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依赖于创新创业，创新创业依托于创业投资，而创业投资需要良好的创投环境。除非这个事情中国不做了，不然最终还是要调整到鼓励创新、创投上。”
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宋春雨/摄）
“事实上，我进入创投行业特别偶然和稀里糊涂。第一，不知道有深创投这个单位，第二不知道深创投是做什么的，第三不想去研究部但只有研究部有位置。”回忆起最初这段经历，陈玮有些忍俊不禁。
教师转型投资人
1999年，陈玮告别副教授的安逸生活，去荷兰一所大学作为访问学者研读工商管理项目。当时，全国正在掀起一股公务员辞职下海潮，留学归国后，陈玮毅然告别了讲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成为了陈玮选择的下一站。最初，陈玮的设想是去深交所工作，但当时适逢深交所正在筹备创业板，人事冻结。
彼时，以深创投为首的中国第一批本土创投机构掀起了成立热潮，行业正处于求贤若渴的时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陈玮从同学口中得知了深创投正在招兵买马的消息，对风险投资一无所知的陈玮，投出了自己的简历。大概一个多月后，他接到了来自深创投的面试通知电话，就此打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道门。
在面试中，时任深创投副总裁的李万寿询问陈玮想去哪个部门，陈玮选择了投资部，最终却被安排到自己最不想去的研究部。紧接着，陈玮还与当时的深创投总裁阚治东进行了十分钟不到的面试，通过了阚治东的“考验”，如愿加入深创投。
刚进入深创投工作的陈玮，第一个月就差点辞职不干了。他后来跟自己的学生说，在深创投的第一年，他就把过去当老师15年的闲都还了回去。“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每天雷打不动要睡午觉。自从到了深创投工作之后，到现在，我已经有快20年都没有睡过午觉了。”
不过，在深创投里的工作，逐渐让陈玮意识到自己可能来到了一个最有希望和机会的行业。在这里，陈玮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正在谋求转型的趋势，特别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原来的三来一补传统经济逐步向科技技术转型、向中小企业发展的势头正在涌现。而筹备中的创业板，被誉为20世纪的最后一桶金。在陈玮看来，自己当初就是进了一片蓝海，是撞了大运。
“那时候，中国懂创业投资的人可能都不超过5个。我心想，我不懂，别人也不懂，这个行业是个全新的行业，大家都处于学习的阶段。”最初接触到创投的陈玮慢慢发现，他所面对的人，要么是特别成功、已经挣了很多钱的人；要么是满怀信心、拥有技术、想要创业的人，这两种人都让他很感动。正是因为接触了这些人，让陈玮越发想要从幕后的研究，转向台前的投资。
在研究部的陈玮，疯狂地吸收着国外的相关资料、对中国的法规变化和资本市场相关的内容反复研习，还写了不少研究报告。充斥着“野心”的陈玮很快得到了回报——他在深创投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升职速度飞快，最终当上了总裁一职。
在那段职务变化的过程中，陈玮认为，在投委会秘书处的工作经验，让他对整个投资环节有了深刻的理解。直到现在，陈玮说，在深创投和东方富海，投委会秘书处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投资业务管理中枢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了解到项目的每个环节和决策情况。
坚信中度过难关
在“幸运”地进入创投圈后，陈玮很快就面临了“恐慌”的来临。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的互联网经济都受到了重创，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创业板的无限期延迟以及A股IPO的暂停。这对处于萌芽期中的创投行业而言，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即便是面临如此悲观的局面，陈玮坚信，趋势性的变化仍在持续，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必须依托于科技发展，科技发展依托于创业创新，而创业创新需要依靠创业投资，这意味着眼前的各种问题早晚会得到解决。他的坚信最终也等到了回音，2004年股票全流通和中小板的推出，让创投行业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同时，在深创投工作的时间里，陈玮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以为会呆在国企一辈子的陈玮，亲眼目睹了太多满怀热情的创业者，也让他萌生了“自立门户”的念头。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在此之后，本土创投此前投资的项目开始逐渐在二级市场退出。在这个背景下，2006年9月，陈玮离开深创投，创立了东方富海，也是国内最早一批民营背景的PE机构。
2007年，东方富海开始募集第一期基金。那时候的陈玮，还顶着“深创投总裁”的光环，“比较狂妄自大”，觉得“募资都不是事”，还觉得“民营企业没有多少钱”，团队在设置份额的时候也“比较乐观”，限定5000万一个份额，而且只要5000万的倍数，小了不要。当时，他得到LP承诺的募资总额，是9亿元。
但很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LP原先承诺的9亿元募资总额，最终到账只有3亿多，原定的1800万元的管理费收入也缩减到只有600万。就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团队向已经焦头烂额的陈玮主动提出不拿工资白干。这个表态鼓舞了陈玮，最终第一期基金也投出了一批好企业，仅星源材质和广田股份两个项目就带来了超过8亿元的投资回报，超华科技、华伍股份、信维通信等项目的成功上市也带来了数倍的投资回报。
在东方富海第一期基金募集之前，一般民营PE的基金年限是“3+1+1”，即3年投资期+1年退出期+1年延长期。为了解决“短钱长投”的问题，东方富海在第一期基金募资设计时，结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在国内首推了更长年限的“5+2”结构基金。目前，这类基金已成为了行业主流。
在创投圈中，陈玮是少见的不忌讳谈论自己失败案例的投资人。他曾说过，成功的案例都差不多，失败的案例各有不同。说起自己最惨痛的失败经历，陈玮说，他们曾经在深圳投过一个做先进制造业的项目，创始人是他的学生，而且他的客户当中还包括世界五百强公司。通过尽调后，陈玮和团队发现这个项目不错，于是前后投了两轮，也有另外七八家机构一起投资了这个项目。
但最后这个项目失败了，陈玮直言，这个项目所在的行业至今仍是好行业，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出在创始人自身。“创始人的个性太强，什么都自己做，不相信团队的其他成员，走马灯似的换总经理和技术管理人员，是一种暴君式的管理，很多人在公司待不下去，合作伙伴也很难跟他长期合作。”
通过这个项目，陈玮意识到，企业家的管理能力、胸怀和格局是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就是投人，宁投一流的团队二流的项目，也不投一流的项目二流的团队，要改变人是特别难的，所以投资就是三个标准，第一投人第二投人第三还是投人。”
投资是充满遗憾的残缺美学
如果谈到遗憾的投资案例，或许对于陈玮来说，与沪江网的失之交臂，大概是他心中最痛。
2009年，东方富海与现在的互联网教育巨头沪江网就有过交集，当时的沪江网正在寻求A轮融资，基金团队已经基本谈妥，按照当时的投委会规定，7个委员中5票同意就行。
但是，最终投票结果是4比3，没能通过。回忆起来，陈玮说，当时沪江网是一个基于线上日语教学的平台，一方面在线教育还没有起来，另一方面委员们觉得日语这个语种的市场比较小，所以有所顾虑。而且，在投决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发生。在最后一次跟沪江网创始人伏瑞彩谈判的时候，他因为加班加感冒晕倒了，当时项目组很担心他的身体。最终，东方富海错失了这个原本可以实现上百倍回报的项目。
与已经成功退出实现高额回报的项目相比，陈玮对自己一手扶持、正在路上的项目更加期待。2011年，李灏从美国回国，带着自己发明、全球首创的“压力感应材料”技术想要创业，这时候陈玮接触到了他。李灏向他介绍，这个技术可以通过一层“压力感应膜”，从而感应到极其微小的变形，可以广泛应用于手机、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的触控上。陈玮当下决定要投资这个项目，但要求李灏放弃回湖南老家创业的想法，留在深圳创业，双方最终达成了数千万级别的天使投资。
当时陈玮和团队觉得，这个事情三年左右会有结果，但他们分两期投入数千万后，这个项目只做出了一个样品，而且市场开拓极不顺利。在这种情况下，陈玮又以东方富海自有资金继续投资，还带了二十多个投资机构去看过这个项目，投资人都觉得东西有意思，但是没有市场。他们将产品带给当时的手机厂商看，厂商担心新的触摸屏的大众接受度还不成熟，也没有达成交易。手机厂商不行，转而又去找了家电厂商，试着将产品用在抽油烟机、冰箱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陈玮的团队都不再同意陈玮继续投资这家公司，最后陈玮自己出面向银行担保，为公司贷到了数百万元的贷款，才撑过了那段时间。
后来，苹果开始推出压力触摸屏手机，三星也随之跟上，这个公司开始成为明星项目。压力触屏逐渐成为新一代手机的趋势，亚马逊、谷歌等大厂也纷纷上门下单，业务端柳暗花明，投资人蜂拥而至，很多知名投资机构伸来橄榄枝，甚至是一股难求，公司估值也随之看涨，成功跨入“千里马”俱乐部。在陈玮看来，这个曾让他“揪心”的天使项目未来很有可能为LP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在投资的时候，陈玮说，他一直有个理念，永远让创业者当老大。就以纽迪瑞这个项目为例，为了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东方富海多次投入，曾一度占到公司股权的近70%。不过在公司的后续融资中，东方富海持续让出自己的股权，自己变回了小股东，让创业者回到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上，维护了创始团队的核心利益。
首次对行业感到担忧
从事创投19年，陈玮直言，现在是他第一次对行业有些担忧的时候。在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背景下，创投行业的监管环境愈发趋严，相关监管政策和协会要求并不能很好的匹配创投行业的发展特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行政阻碍。此外，在税收层面，虽然针对创投行业的税负国家已明确整体不增，但从鼓励创新创业，扶持创业投资的角度，从税率及计征办法层面还应更为深入的考虑创投基金及基金投资人所承担的风险与利益诉求，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再者，退出环境恶化，二级市场持续萎靡，交易量萎缩、IPO难度加大使得创投基金在退出环节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监管、税收、退出环境的变化也极大程度地影响募资环境，根据清科数据，2018年三季度股权投资市场募资同比下滑了69.9%，“行业寒冬”成了业界的共识。
但他表示，自己对这个行业仍然充满信心。“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就是经济梦，经济梦依托于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依赖于创新创业，创新创业依托于创业投资，而创业投资需要良好的创投环境。除非这个事情中国不做了，不然最终还是要调整到鼓励创新、创投上。”
“我想象过，如果（创投）这个行业真的不好了，我可能会做回老师。但是我很担心，当我做回老师的时候，只能讲这个行业的失败。”陈玮说，他希望有一天自己做回老师后，可以教创业学，教别人怎么去创业和做创业投资，而不是讲失败案例，他希望这个行业是有机会继续发展的。
他还表示，自己不希望更多年轻人进入创投行业。在他看来，创投行业是需要积累的，而且人数也不需要太多。“中国创投的平均基金规模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但是人数可能有七倍。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先去做实业积累经验，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创投的事情。现在行业之所以乱，人多人杂或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近期的强监管长期可能对行业也有好处，可以让行业更加清晰。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创业投资需要监管和整顿，但千万不要管死了。”
在如何打造东方富海上，陈玮说要“宁做榴莲不做香蕉”。他解释说，榴莲大家闻着臭吃起来很香，而且喜欢榴莲的会特别喜欢，但是香蕉就是所有人都可吃可不吃。“实际上我们希望做一个特别垂直的、小的公司，榴莲型的公司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
“投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商业模式的两端都是在公司以外的，所以募资端和投资端都需要建立信任关系，只有让创业者做大做好做强，公司才能挣到钱，因此每笔钱都带有创业基因、成功都是建立在创业者成功的基础上的。”
——陈玮
陈玮认为，当下其实是一个投资的好时机。为此，东方富海调整了投资策略，叫“提高标准强化投资”，今年上半年他看到很多投资机构不投资了，节省弹药，但是他们并不悲观。“因为这个市场从历史上看，每次调整都会带来好的投资机会，标的价格会下降、行业内心态会变好、抢项目的人也会变少，未来赚钱的效应也可能会更好一些。”
创业投资应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国内创投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几个阶段？
陈玮：中国创投一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到2004年，以国有企业进入创投业为代表的中国创投的萌芽期。第二个阶段从2004年到2009年，是创投的第一个发展期，中小板和股市全流通的推出，给民营企业上市、创投退出带来了机会。第三个阶段以2009年创业板推出为代表，标志着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新技术、新模式的投资浪潮来临，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始成为中国创投行业的主流。尽管中间经历了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度有所调整，但之后受到强经济刺激，整个行业仍然处于发展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
证券时报记者：在每个阶段您是如何调整投资策略的？
陈玮：在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加上IPO关闸，我们总结发现之前有一些项目存在一个共同点：追求IPO、追求热点。这时候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的投资逻辑，并做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就是“基金专业化、服务平台化”，要求团队要有自己的投资逻辑，要深耕行业，懂了才投、不懂不投。通过这次调整，东方富海成立了4+1的基金，就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医疗健康、新材料，加上文化消费这五个方向。
东方富海还把团队固化在基金上，把团队按照专业划分，因人设事，有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基金。这就要求一个基金的团队只能投资自己领域内的项目，逼着团队做深做强，这样才会对项目、对行业的判断失误少一些，提高准确率和赚钱效应。
在2012年后，东方富海还搭建了对被投企业的服务平台，包括与厦门天健咨询合作成立的会计管理咨询平台，专门为被投企业提供财务、内控等咨询服务；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联合举办OFC（东方富海）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1+1提升班；和深圳国资委成立了远致富海并购基金，专门帮助被投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还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围绕专业基金的行业生态，加深垂直领域企业间的交流和整合。
证券时报记者：创投业在国内走过20多年，在哪些方面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
陈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创投行业，这个行业跟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是科技发展，第二是资本市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逐步从劳动力驱动、资本驱动转向以科技发展为核心动力，科技与创投存在着天然的依存关系，科技发展需要创投的扶持，资本也同样享受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性所带来的资本溢价；而逐渐搭建成熟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更为为创投提供了更为通畅的退出渠道。尽管三者在裹挟式发展的过程中难免磕磕碰碰，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下，经济上涨、科技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成熟和繁荣，给创投行业的快速壮大带来了很多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对鼓励创投行业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陈玮：第一，国家应该将股权投资特别是创业投资的定位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突出其重要性。第二，应该建立和完善以创业投资为核心、多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创业投资服务体系，长期来看，应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银行、投资担保机构、评估机构、个人财富管理机构都纳入创业投资服务体系的链条中去，并建立专门针对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交易的二级市场和基金资产处置管理机构等。第三，应该鼓励机构投资人大量进入这个行业，成立大体量的国家级市场化母基金，鼓励社保、保险、养老金等“长钱”进入这个行业。
第四，应该给予创投行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探讨取消营业税、增值税，降低所得税。第五，允许合格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和服务机构IPO，让这类机构能够在市场募得更多资金，投资更多创业企业，提升资本的服务辐射范围。第六，建立符合创投行业特点的监管模式，回归市场化监管。第七，用市场化的方式管理资本市场，尽早推出IPO注册制，重新定位创业板，激活新三板。第八，放开并购重组，搞活存量经济。第九，允许创业投资机构用可转债和优先股等更多样的投资工具投资。第十，考虑修订减持新规，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证券时报记者：创投业在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陈玮：目前中国市值前十大的公司都是国企，没有一家是创投投出来的民营企业。但是中国从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未来必然要以科技发展为内驱，要去挖掘BAT这样的企业，单靠国企是做不到的，还要依靠创投。所以在未来，创投对发展科技行业仍然功不可没，起到发现价值、寻找价值的作用，这个行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定位应该要让有关部门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