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玮，和他执掌的东方富海已走过近十四个年头。

在过去的二十年，他是推进中国本土创投发展的拓荒者，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创投行业波澜壮阔的发展。从呼吁开设创业板，到建议突破政府创投机制，采用有限合伙成立基金，从洞察资本寒冬下的私募行业趋势，到把握趋势中的投资机遇，他的观点往往鞭辟入里，而他的投资一举一动备受市场关注。

作为中国 PE 行业的“老法师”，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陈玮近日接受了《新商业》的专访，在他的言谈间，2018 年以来的资本“寒冬”究竟会启示这一行业何去何从？

以下为专访原文。

Q：您在周年庆上回顾了过去十年来中国 PE 行业的发展，发现这个行业有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陈玮：1998 年、2008 年，特别是 2018 年，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给很多民营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也给很多上市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民间资本投资、创投机构的资金规模在急剧下滑。但是长线资金如银行、社保资金却在防范金融风险的严监管环境下难以进场。特别是“资管新规”出台后，你会发现，监管层对于机构化长线资金进入创业投资行业依旧持着保留态度，长线资金进场的速度和规模都不及预期。

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以民间资本为主。“短钱”属性决定了其资金量有限，投资期限短。但是尽管如此，以民间资本为主的“短钱”、“热钱”正在急剧减少，而长线资金入场也受阻，所以资金从供应端变得“青黄不接”，使得 2018 年创业投资的资本进入“寒冬”。如果想要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促进“双创”发展，就必须逐步用“长钱”替换“短钱”。改善中国创投环境，我有九点建议：

一是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创业投资的地位；二是鼓励和引导机构投资者成为创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三是系统优化创业投资税收政策，激励创业投资发展；四是允许创业投资机构采取优先股、可转债等多种投资方式；五是完善“减持新规”、修改针对创业投资机构的减持规定；六是以科创板的推出为契机，重新思考监管理念，改善创业板、激活新三板，让多层次资本市场真正发挥作用；七是引导、鼓励私募二级市场基金设立，提升创投市场流动性；八是允许和鼓励优秀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及创业投资服务机构通过上市做大做强；九是成立中国创业投资协会，建立真正适合创业投资发展的监管体系。

 

Q：东方富海对于“可投资企业”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玮：不管市场如何变化，投资企业的标准就看三点：一是前景相对广阔、政策比较支持、行业快速成长；二是企业技术壁垒有多高，是否在领先位置；三是创始人和团队能否成事儿。

不过，现在越来越能感受到：对于特定垂直行业的头部公司来说，高技术门槛和用户高迁移成本带来的壁垒，让他们即便身处小领域，也能通过专注筑起护城河，并且通常很难被大公司在短时间内超越。对他们而言，融资难并不存在，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Q：当前资本市场最热的一个话题就是科创板，您认为科创板的推出将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玮：创设科创板的意义不亚于股权分置改革。我们未来的经济结构、科技创业投资要赶上美国，必须建立一个平台，打通创业、创新和创业投资之间的所有障碍。科创板可以翻译为：科技创新成长板。科创板强调信息披露为主的监管理念。科创板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科技型企业在中国上不了市只能到国外上市的情况，所以大概率讲科创板一定有机会成功。

科创板的落地还将倒逼发审制度改革，3-5 年内注册制将全面实施。所以它非常重要，如果科创板成功了，创业板会改，再之后中小板、主板都会改，大概 3 年左右都有可能会变成注册制。

 

Q：作为东方富海的董事长，您觉得经营公司最难的是什么？

陈玮：实际上我也是创业者。作为创业者最难的是让别人理解你，并且跟着你一起做事。能够持续投出好项目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除此之外你还得为被投企业负责，这就要求你有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以帮助企业持续增长。创业这么多年，我觉得可持续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一时赚钱很容易，但是一直赚钱就很难。巴菲特投资，年回报率也就20%，但是他的价值在于可持续，这是很了不起的。

 

Q：东方富海成立以来，最难的一年是什么时候？是如何度过的？

陈玮：2007 年东方富海成立不久后，刚刚开始募集第一期基金。当时团队和自己都觉得募资没问题，所以在设置份额的时候比较乐观，限定为 5000 万一个份额，而且只要 5000 万的倍数，小了也不要。当时 LP 承诺的募资总额是 9 个亿。但是谁也没想到，2008 年遇上金融危机，原本 LP 承诺的募资总额从 9个亿变成了到账只有 3 个亿多一点，原来 1800 万的管理费也缩减到了只有 600 万。当时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后来团队主动提出说不拿工资白干，这个表态真的很感动。就在这种干劲儿下，最终第一期基金投出了一批比较好的企业。仅广田股份和星源材质就带来了超过 8 个亿的投资回报，华伍股份、信维通信和超华科技后来也都上市了。

 

Q：您从事投资二十多年，对投资这件事有什么更加深刻的理解？

陈玮：东方富海最大的变化是变成了专业化的投资机构，用聚焦垂直行业的专业化基金逐步替代综合基金。因为团队的专业化决定了基金的专业化，基金的专业化决定了投资的专业化。也就是说，医疗基金只做医疗。这样才能促使团队在垂直领域越做越深。未来十年，私募股权模式会从传统作坊式向机构化经营，这是趋势。

对于投资这件事，每个投资人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觉得什么项目都好；第二阶段觉得什么项目都不好；第三阶段就感觉项目好与坏很正常。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变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状态。投资本身就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实际上企业组织本身是不确定的，它是个变量。因为当初你看它什么都好，所以你才会投资它，但在发展过程中它一直在变。最初你认为有价值的地方后来可能变得不那么性感，但你看不上的地方后来又变得很吸引人。只有长期积累的价值判断，会让你清楚哪些地方可以修正，哪些地方真的不可以改变。比如创始人的能力、格局和为人在很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

乔治·索罗斯曾经说过投资的三个标准，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人是最难投的，而且又是最难判断的，所以创始人至关重要。投资人是坐在副驾驶的创业者，最喜欢这样的创业者：他们渴望成功、想改变世界、目标坚定、眼里有火。哪怕创业者方向错了，我们也愿意投他，因为他有能力、有意愿去改善。

 

Q：有哪个公司的轨迹是因为您或东方富海而发生改变的？

陈玮：2011 年，有一个小伙子叫李灏，他刚刚从美国回国，带着自己发明并且全球首创的“压力感应材料”技术想要创业，这个技术可以通过一层“压力感应膜”，从而感应到极其微小的变形，可以广泛应用于手机、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的触控上。当时我要求他放弃回湖南老家创业，留在深圳好好做项目，他答应了。后来，东方富海分两期投了几千万，发现这个市场开拓很难。然后我带了二十多个投资人也过来一起投资，投资人看完之后都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但是没有市场，手机厂商也觉得市场不够成熟。后来没办法，我自己出面去银行做担保，贷了几百万元贷款，才熬过了那段时间。幸运的是，很快，苹果开始推出压力触摸屏手机，三星也是，压力触摸屏成了趋势，这个公司也就成了明星项目。亚马逊、谷歌都来上门下单，知名投资人也来了，不过那时候已经是一股难求了。

有时候看到那种眼里冒火的创业者，我就很喜欢投他。我和团队不属于那种投资很保守的人，钱应该投给那种真心想创业、想改变世界的人，这样的公司也许最初会失败，但最终会成功。

 

Q：您投资这么多项目，能否分享下优秀公司的管理经验？

陈玮：对于公司管理制度方面我觉得要做到三点：责权对等、层次清晰、文化与制度匹配。现在很多创业公司，都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老板管，导致公司停滞不前，老板自己也很费力。实际上，适当放权的公司步伐会更快更轻松。

另外，我认为从 BAT 公司出来的人创业往往容易成功，因为他们的格局、视野以及管理思维都跟普通公司员工不太一样。

 

Q：未来您比较关注的投资方向？

陈玮：硬科技、大健康、企业服务、基于原材料革命的制造业以及节能环保几个领域。从城市来看，有三个地方比较值得关注：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区、以北京为主的华北区以及以深圳为主的华南区。

目前比较火热的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业务、人工智能、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节能环保、生物医疗都将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Q：在您所投资的电影中，最喜欢哪一部？

陈玮：比较喜欢《冈仁波齐》这种题材类型的电影。我很欣赏这几年上映的印度电影，像《摔跤吧爸爸》、《调音师》都很不错，很有深意。国内电影现在虽然也开始玩儿大场景，但在内容和深意上还有提升的空间。